序章位卑不敢忘国忧

　　同治中期，清政府于列强侵犯一再忍让，于各不合理之要求一再妥协，也无力抵抗。与英法合作，效仿西方，学习先进科技，大搞洋务运动，武装军队，建造船厂。

　　与内平定了各地起义暴动。在内腐外辱的地步下稍稍得已喘息恢复。吸取教训，调整内乱后的经济状态，降低赋税，鼓励耕作，发放两种，安抚民心。大兴科举，笼络人才。

　　一些外交大臣也行走海外，学习科技，购买枪炮。

　　“欲求自强之道，总以修政事、求贤才为急务，以学作炸炮、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”。

　　大清得以缓解死亡这一阶段，因自同治在位期间稍显端眉目，得以被称为“同治中兴”。中兴的主持大臣主要是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和胡林翼。他们在镇压反抗人民和平定社会动乱方面发挥了很大效果，同时亦成为了之后洋务运动的重要官员。

　　实际与外，这根本算不得中兴，列强要得是白银于领土这些实惠，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。还等着这些苦难的人为自己生产物资，收集白银。不过在能力可控之下，给留了一个再次养肥待宰的时期。

　　即便如此，垂死挣扎的大清统治者将整个国家作为自己的陪葬品，“量中华之物力，结与国之欢心”。

　　至始至终，大清是不放心这些中兴大臣的，“要用，但严加防范”，始终有八旗绿营部队“协同作战”，名为保险，实为监视。在这种畸形的重用下，而那些四下奔波的大臣，也不过是一个跑腿传话的而已。然而好在早年，这些人以自己的人格魅力，还算争取了一丝残喘的余地。

　　被动挨打，自秦时一统六合，就开始筑墙防御。即或如此，历代都以泱泱大国自居，心中无疆域之念，皆为“天下”，天子坐得天下，没有边的傲慢。因为这盲目与面子，在通商事宜上几乎就是赔本贸易，对外一再优惠政策。

　　传统文化差异悬殊，道德水准差异也极为悬殊。在他们心中那三拜九叩的臣服，不过是人家换来优惠通商条件的一小块敲门砖而已。

　　“国家四海之大，何所不有，所以准通洋船者，特系怀柔远人之道。”

　　“天朝物产丰盈，无所不有，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。”

　　“惟尔荷兰国……僻在西陲，海洋险远。历代以来，声教不及”，然大清“朝廷德化所致”，居然万里迢迢跑来进贡，因此格外开恩……“天朝上邦，怀柔遐方、加惠四夷”。

　　经济贸易跟国家发展没了关系，成了照顾外邦的恩赐。

　　后来，在列强的瓜分之下，这种无知的傲慢气质终于转为“垂垂若丧家之犬”之相。我天朝曾取笑夜郎自大，如今复为夜郎，太丢脸了。

　　至于爱国大员，这种大国优越感与知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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